早在一年前，来自世界各地的11000多名科学家共同宣布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自然》杂志的研究指出，15个已知的全球气候临界点，已有9个被激活。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警示，未来10年全球五大风险首次全部与环境有关。此言不虚，现实中的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中东北非的蝗灾、多地异常气候等，共同引发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严重灾害的关切。
《巴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的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联合国环境署2020年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指出，根据《巴黎协定》下各缔约方承诺的自主贡献目标，预期2030年的排放值距离实现上述温控目标所要求的排放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气候问题的紧迫性要求全球碳排放要尽早达峰，而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削弱了一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
按照《巴黎协定》的规定，2020年各签署国家要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通报面向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上，2020年是关键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这一承诺会被认为是近年来国际气候领域最重要的决定。中国的新气候目标和愿景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不少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是一个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而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我加压的主动行为，是在碳排放自然规律基础上施加政策产生的效应。发达国家碳排放峰值一般出现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之后，而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彻底完成的发展阶段，提出二氧化碳排放提前达峰和实现碳中和的承诺，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虽然2019年煤炭占比份额下降至57.7%，但煤炭用量仍增长1%。而且，中国以占全球超过28%的温室气体排放体量，只有40年的时间先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发达国家实现这一过程的时间大约为60年），挑战可谓不小。
要如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及愿景，中国的能源体系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需要进行深刻变革。近年来，中国一直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强调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益，这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具有一致性。反过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重要支撑。而且，中国具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要超前部署，顺应并引领世界范围经济技术变革趋势，打造核心竞争力。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和社会消费方式，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推进碳价机制与碳市场发展，增加生态碳汇，为长期低碳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要引导低碳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增就业机会，布局低碳零碳产业链和全球市场。
中国的低碳行动正经历由碳强度控制、碳总量控制向碳中和的“质”的飞跃，“十三五”规划中有关碳排放强度和非化石能源发展的约束性目标都已提前实现，新目标下需要出台细化的达峰行动方案，推动低碳目标落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各地应加快相关行动方案的制定并在“十四五”期间开好局，为如期兑现中国承诺创造有利条件。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5日 02版）
作者：庄贵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